解放思想系列访谈：湖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张富泉

　　
　　网友天上人间：现在却有不少同志过分看重某些指标，有的认为“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本来就强调了约束，甚至认为争取搞这种实验没有意思，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并不利于地方发展与富民强省，甚至有点拖慢发展的步调，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张富泉：必要的约束是必须有的。问题是对约束性指标怎么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两型社会”好比在作一种产品，即使这些指标设计都很合理，也只能作为产成品的检验标准，而不能替代产品本身，如果把验收标准作为前置条件，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至于试验区是否有利于强省富民？一个“试”字，优先让你试本来就是信任、支持和寄予厚望。能不能实现“两型社会”改革建设与富民强省的效果，这就要看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真本事，看你全省上下整个团队的创新实干精神。因此，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建设的目标任务把握准确，这首先就必须解放思想，听计民众、动员民众、造福民众。
　　
　　小婧：还有一些网友说，“两型社会”改革试验提出了很多目标，有一些具体目标上面我们怎么来理解和实现？
　　
　　张富泉：今年5月省委常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提出了四大目标任务：建设全国“两型社会”示范区，全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的生态型宜居城市等“四大目标”。提出这个目标任务，本来就是省委主要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广纳博采，集中各方面专家和干部群众智慧的结果。综合起来看，这些目标任务还可具体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建设最大空间经济、社会、生态规模效益的产需基本平衡的“两型社会”城市群。经济上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作为一个具体的集中目标，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一种制造业产需平衡体系，即在最短空间距离内实现制造业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的对称平衡，以获得最大空间规模经济效益。理论界把这种供求规模在城市群层面的空间对称，称之为高出于企业、行业与城市三个规模经济效益层面之上的，第四个层面的最大规模效益。这种最大空间规模经济效益，在宏观上把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到了极至，势必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因而亦具有最大空间规模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确立起这个宏观上的具体战略目标，以下各个层次的可供操作性的目标，即具体要干哪些事、怎么干好这些事就一目了然了，而且你在干这些大事的过程中，会深深体会到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都是富民强省的现实需要，干起来也会越来越有劲。
　　
　　小婧：您刚才多次提到最大规模效益的城市群，我们如何来理解？是指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还是长株潭“3+5”城市群？
　　
　　张富泉：这个问题说得好，按科学发展与富民强省的要求，能实现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城市群，显然只能是长株潭“3+5”城市群。为什么这么说？这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两型社会”综改区的内涵，或者说领会好国家设立综改区的意图。对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区，我看还有个认识再提高、思想再统一，或者说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必要。前面你提到特区、新区模式，国家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是在计划经济转体时期，设立浦东、滨海新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期，特区、新区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大进大出基本上属外向型的实验区，且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带动了全国开放型经济的大发展。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两型社会”综改区，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没什么更多的优惠政策，就湖南情况看外省与境外拉动增长几乎不起作用，因而综改区具有明显的创新型、内需型和效益型特点。按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先行先试无疑贵在创新，不给优惠政策更是贵在创新，因而具不具备创新意识，有没有创新的大本事，在某种程度上说，将是决定综改区成败的关键。如果从长株潭一体化创新到“3+5”城市群都接受不了，那么将会再耽搁发展的十年。
　　
　　同时，“两型社会”综改区设立在湖南、湖北两大相邻的内地人口、农业大省，明显是要刺激投资和扩大消费，探索走出一条中西部地区富民强省的内需型经济发展之路。世界经济大国或发达地区，一般都是内需占有市场主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也势必转向内需市场主导发展。因此，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形成以长沙、武汉为双核的“星汉大十字架”城市群和中部崛起经济增长第五极，这对于消化运用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我国“两型社会”城市群和一种内需型经济发展新模式等，都将是重大创新和重要贡献。而且扩大内需强调的是投资和消费，前者有利于推进“一化三基”，特别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规模投资，增强人口、经济、环境等综合承载力，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则是强省；后者集聚产业、人口和增加就业，培育壮大消费则是富民，完全符合富民强省的愿望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型社会”综改区又是一种良性的诱致性改革，是又好又快发展而又不会产生任何社会负面影响，它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
　　
　　再说，“两型社会”建设势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得，因而又是明显效益型的。就效益型而言，基于实现制造业产需基本平衡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建设，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马凯主编）提出的到2015年建成5000万人口、4.5万亿GDP的成熟型长沙都市圈，这比武汉“1+8”都市圈建成成熟型都市圈还提前了10年。这里，马凯、王建等专家讲的长沙都市圈，大体上也就是春贤书记提出的“3+5”城市群。我们测算将“3+5”城市群建成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成熟型城市群，虽说在2015年这七、八年内建成有很大难度，但到2020年前后建成并不是没有可能。若按照这个预定的目标任务，那么在未来12年左右时间内，“3+5”城市群的制造业和服务业GDP都可规划发展到2万亿元以上；制造业按发达国家（1997年）标准结构12个大类产业，8大产业可做到千亿元以上的GDP，其中金属及机械制造、运输设备、电子设备、食品烟草、石油化工等五大产业，还可以做成2000亿元GDP以上的巨型产业。由此看来，按建设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两型社会”城市群的目标，振兴和壮大湖南制造业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仅以石化行业的乙烯生产为例，按工业化国家最基本的水准人均消费乙烯30公斤的水平，我省需建设2套最佳规模效益的120万吨的乙烯装置，这样一套装置可带动GDP增长1500亿元，两套就可新增GDP3000亿、新增税收300亿元。再如汽车行业的小轿车生产，按工业化国家最低户均0.7辆计算，我省将拥有轿车1500万辆以上，每年销售将达到200万辆，按2007年全省新增轿车12.36万辆的销售水平，五年后年销售量就可达到130万辆，可见汽车产业在“3+5”城市群发展也是前途无量，至少可以搞到2000亿元以上的增加值和200亿元以上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