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做客红网谈“走向世界”

　　
　　小婧：您刚刚说有三件事，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呢？
　　
　　钟叔河：第二件事是岳麓书社收到了海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王尔敏先生，是很著名的现代史研究的专家，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位先生倒和陆先生不同，跟我在80年代有过接触，就是我编《走向世界丛书》的时候，他来买书，我们有通信，但现在也没见面，他也曾经把他的著作寄给我，我也曾经寄过书给他，20年后没有联系了，他在最近在国外发表一篇论文就谈《走向世界丛书》里面有一本斌椿的游记，斌椿是总理各个事务但是衙门，是清朝最早建立的外交部第一次派到欧洲去，官方派去的代表到各国去访问，那位先生回来写的一本书，他说这个总理衙门第一个派出去的使节的历史意义，他写这篇文章，前面有一段《走向世界丛书》对他很有启发，当然他里面讲了很多客气话，对于这套书和对于我个人，特别是对于我个人的部分是过了头的，至少说明海外的研究者对于这套丛书曾经予以重视，并且对于他的研究是有用的资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本来走向世界也不是单方面的交流，从来交流都是双向的。这就说明《走向世界丛书》今天来重印，斌椿的记载也好，岳麓书社的出版也好，都会在海外产生影响，王尔敏先生现在也不是中国籍的人了，他的研究和工作生活环境都在加拿大，他反馈回来，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有点带笑话的意义，有一位朋友带一个读者来要我签名，拿了一些书来签名，里面有一本就是刚才曾社长讲的，《走向世界丛书》在香港的精装本，他拿来让我签名，我原来也有那套书，我是编者，但不齐，这本书正好缺了，留下好不好？当然他说好，我就留下了。但是后来带他来的那位人，当时也就完了。过了不久，那位来人叫杨小洲（音）又到了我这里，他就开玩笑的说，那个同志讲，这本书，您留下的书他花了七、八百元买的，我到现在准备退还给他，现在印了书，岳麓书社印了样书，他花钱买的我也没必要留下来，现在还没有看到他，我今天在这里讲一讲，你到我这里来把它拿回去，这个有点笑话的意义。我就说明这个书在网上卖到几百块钱一本，这就说明有人需要。为什么现在不提供出来呢？这三件事情，另外我发现有人翻印这本书，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上发现的，有人翻印了这些书。
　　
　　小婧：盗版的？
　　
　　钟叔河：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当然这是古人写的东西，这个版权谁都可以使用。如果说我加了工，做了事情，我加了边批，我们还是有编辑版权的，对不对？还是属于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印，既然别人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印了？我回来就提出来希望他们印，当然这中间还是有些过程，我就不多谈了，反正现在这个书现在印出来了，我是很高兴的。
　　
　　小婧：这一套《走向世界丛书》，它的再版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如果再回溯到20多年以前，就不是很容易的事。这套书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应该不像今天再版这么顺利吧？
　　
　　钟叔河：这个事情得怎么说？最大的困难是原来我们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可能来编书，我们的身份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把我们抓起来了，关在牢里。我们没有可能编这个书，这就是最大的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粉碎了“四人帮”，最后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他们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和朱正才有可能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才有可能回到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这就是最大的障碍被排除，才有可能出这些书。如果在“四人帮”的时候，不说能出，原来这些书拿出来也是“四旧”，也会烧掉，出这个书，后来我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提出来出这个书，当然也还是经过一些什么，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那些东西我倒觉得不必多谈，因为谈起来也没有太多意思，一般的都不谈，反正这个书还是出来了。后来来讲，我在岳麓书社工作过一段时期，原来也不是在岳麓书社出的，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我今天跟曾德明同志看的一本法文版的黎庶昌《西洋杂志》，他的版权还用中文写了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个字是英文的。黎庶昌《西洋杂志》是人写的中文，写的是巴黎人文出版社出版的，印得很精致。反正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出来了，现在也还重印了，我觉得还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小婧：我们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出版这一套丛书是需要很大的气魄和勇气。我们现在这套书应该都是用电脑操作，但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手工的吧？操作程序肯定是非常繁复、繁杂的。
　　
　　钟叔河：那倒只是一般的书，我也做过编辑，在岳麓书社曾德明的这个位置也做了几年，我刚才跟他在谈，我觉得只要出这个书本，只要自己看准了，这个书对国家和人民有益，也就是对文化有益，看准了还是要出，有时候还是要下点决心，有时候也可能承担一点风险，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抓起坐牢的风险还是没有那么大。比起这个书来，决定出曾国藩的大全集，以及决定出周作人的全集比起这个书的阻力和风险还大一点，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总要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一个人一生完全按照指示做事，命令你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完全不能够凭自己想做，当然自己想做的事首先是有益于文化的事，比如说自己想干一个坏事，这样的人倒还是不少，我需要在文化事业上，也还是要做一些事，要做一点自己想做，也就是说有一点独创性的事，我们不需要强调个人，而是强调独创，对吧？总还是要做一点这样的事才有意思，我今年已经78岁了，估计再做什么事也做不了多久了，写文章也写不了几年了。
　　
　　小婧：今天看到您精神特别好，平时应该经常锻炼吧？
　　
　　钟叔河：从来不锻炼，岳麓书社的同志知道的。我原来老伴在的时候，强迫我锻炼，她倒是从来都很注重锻炼，但不幸先走了，我认为如果锻炼只有形体动作的话，我认为反正只要自己在写作看书，都是在动作，从没有停止，也不一定要去打篮球或者做广播操。
　　
　　小婧：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居住在长沙，对不对？
　　
　　钟叔河：对。
　　
　　小婧：住在长沙的大厦20楼，我听说您把住的地方取名叫“念楼”，怎么会想取这个名字？
　　
　　钟叔河：没有很大的意思，我写过一篇文章念楼，20（桌上比划“廿”）也可以用这个念代替，反正中国的东西都是模式化的，那个20楼的房子，一套一套房子还是不错的，但是每个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标志，门上要有一个标志，尤其我们的朋友都是老同志，有些老同志比我还老一些，如果没有一个标志就按错别的门铃，反正要标志，不如起一个名字，念楼也就是20楼。
　　
　　奉荣梅：我们去钟老的念楼去得比较多，特别是01、02年在长沙晚报开了一个栏目叫“念楼学短”，钟老因为常年的做编辑，现在我们叫编辑学家、历史学家，因为这一套书写了很多历史人物，我觉得他的新的阅读，几十年的阅历使他的心很静，心静方面使得心灵、身体，精神状态更好。我觉得他每个时期他有不同的状态，很多老人说我老了没有什么追求的目标，每个时期他都有不同的追求目标，特别是今年，02年写《念楼学短》出了两本，今年又出了一个是《青灯集》，最近又有两本书，要快出来了吧？《小西门集》、《笼中鸟》，一直在不停的写作和思考。
　　
　　小婧：一直在耕耘？
　　
　　奉荣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