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做客红网谈“走向世界”
小婧:钱钟书先生给您写序,当时心情怎么样?
钟叔河:很高兴,当然很高兴。钱先生的那个序有三个稿子在我那里,别人认为钱钟书先生好像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文章不需要改,英文部分我高中都没有毕业,只学了6年英文,不可能改,而是他讲的我的话,有些话讲过头了,是对我讲的客气话改了,这个都留在这里了,他还誊一遍,他自己改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很认真,而且他改了之后一篇短短的序有3个稿子,现在都在我那里。原稿,有机会的时候我想,但是还是要等到快死的时候再说,写这个东西主要是讲钱先生对文字的认真,想说明这一点,钱先生的信和杨先生信有很多出版单位想出,湖南报我还得罪一个人,他讲要拿去发表,我讲我不好发表,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我要出的话,好像我要借光,照着月亮反光出去,我不太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不一定会很舒服,对吧?这是个人的信件。
小婧:这样可以看出钟老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奉荣梅:他是很低调,我在钟老家里看了那个信,钱老写了20多封信,杨绛也先后写了有20多封信。
钟叔河:杨绛后来又有7、8封了。
奉荣梅:我今年4月份在你家采访的时候看到那些信,因为钟叔河先生的夫人朱纯以前也是老湖南日报的副刊编辑,文章写得很好,他们两个的通信我都读了。确实杨绛先生90多岁了,字也写得很认真,密密麻麻一两版,这些信都很珍贵。
钟叔河: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低调的人也不会在57年划右派,是吧?当时在湖南报纸上登一个头条,当时湖南报还给我印一本书,我的言论。后来出版社都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发脾气很大,但是我不喜欢标榜,不喜欢自己自吹。
小婧:您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信念的人。
钟叔河:是的,这个我倒可以不谦虚的讲,我想做的事还是一定要做的,好比有些事情,不怎么做或者不让我在一个单位搞了,我出来了离开了还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目的不是献狠,而是自己想做的事没有做成始终是会遗憾的,比如周作人确实有很大的阻力,反正拿一个政治上的帽子,使你不敢讲话。但是我们认为,我觉得要用他的文章,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他的文章里面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进步的内容,而且话也不是我讲的,是毛泽东和胡乔木讲的,毛泽东讲周作人并不反共,书可以印,所以印书,现在国家从来没有说禁止印周作人的书,如果国家有政策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去违反,这是人所共知的,违反了就搞不成了,但是我不违反法律可以做,为什么要自己自律呢?没规定这样做,你还要自律,没有讲这个话,我就揣摩这个东西有问题不做,那就太胆小了。所以这样该做的事我还是坚决要做的。
小婧:非常谢谢钟老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出版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都给网友,看看网友在线有什么问题想问钟老和两位特邀嘉宾。
网友7796:想请钟老谈谈长沙出版界“四骑士”的故事,钟老的《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的《诗苑译林》,李全安的《散文译丛》,曹先捷的《世界著名学府丛书》,想听听您对于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这个称号的想法。
钟叔河: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这篇文章是萧乾写的,萧乾先生现在做古人了,当然他也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去世以前是中央文史馆的馆长。我并不很认同这个称呼,为什么呢?第一,我很缺乏骑士精神,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骑士对于我不准确;另外一点,比如杨德豫这个人的学问比我高过很多。他是杨遇夫先生的儿子,杨遇夫先生是谁?是我父亲的同学,我父亲经常讲我的同学之间的哪个人,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是梁启超的学生,在中山西路,我父亲经常跟我讲,我的同学我最不中用了,我的同学武有蔡锷,文有范源濂,北师大的创办者,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北师大建校的人,搞学问有杨树达,都是我的同学。我父亲确实是无名士,当然解放以后,国民党也是养着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共产党也是养着他,是一个民主人士,既没有著作权势,也没有其他东西,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他说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所成。他父亲是国民党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的人文学科的院士,全国只有十多个院士,他是清华大学里面抗战回来到湖大,这一点我不如他,另外他是清华大学读了外文系要毕业才参军南下的,在广州空军,外文很好,中文也很好,当他没有写很多文章,没有写很多文章并不等于他不能写文章,我向来承认这一点,并不一定写文章的人就比不写文章的人能干,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觉得很不错,曹先捷也很不错,是中央政治大学学新闻的学生,47年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他弟弟是中央语言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著名的语文专家,都很不错的,当然有一些历史问题,政党是讲国民党的中央党校在整他,他有一句名言:整我做什么?至少我弃暗投明了。现在病了,老年痴呆,我认为他年纪长于我,能力确实也优于我,我无法跟他们比。
小婧:您太谦虚了。
钟叔河:事实如此。